朱九江先生與晚清嶺南儒學

來源: 發布時間:2014年03月12日 轉發至:

        讀1933年12月陳寅恪閱岑仲勉論著後複陳垣函,中有“此君想是粵人,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,江淮已無足言,更不論黃河流域矣”[1]一節,百思不得其解。以爲僅僅推崇陳垣,則不免以偏概全之嫌,似與近代學術本相不合,終不能釋然。陳寅恪賦詩說話作文,往往九曲回腸,周折複雜,且好仿比興法,將“爲時而著”,“爲事而發”[2]的本意隱于其中。若照字面直釋,容易誤會曲解。如審查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報告,通行解釋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。非以彼之道還諸彼身,即解今典以通語境的了解同情,不能達“雖不中亦不遠”的境地。偶讀楊樹達《積微翁回憶錄》關于北京學術界內情的記述,忽有所悟,知此議論實與近代中國學術的地域流派變遷關系甚大,繼而證以中外學人的記載和其他相關資料,彼此貫通,于是事實之本相顯現,而作者之寓意可通。
        陳寅恪評語中關鍵概念有四,即粵人、南學、江淮與黃河流域。中外學者多已指出,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區域變化,中國的文化學術重心,有自北而南轉移的趨勢。日本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所謂文化中心流動說,認爲明以後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帶,海通以還,將移到廣東[3]。此說表面似與陳寅恪語相印證,尤其在思想方面,但就學術而言,個中大有曲折。
        清代學術,朝廷雖堅持理學正宗,學者則獨重樸學,且奉考據爲正統,其余皆附庸。但以地域論,樸學重心在于江淮,其他各省,或仍宗理學心學,如江西、河南,“能爲漢學者少”[4],或文風不盛,難以言學術。所以梁啓超有“一代學術幾爲江浙皖三省所獨占”[5]的評語。據注重清學的吉川幸次郎估計,依出生地而言,清朝學者十之八九産于蘇、浙、皖三省,其他各省如直隸、山東、湖南、福建、廣東、貴州等合計,比例也極低[6]。阮元督粵,創學海堂,引樸學入粵,主張折中統一漢宋,對廣東文化發展,影響極大。道鹹以降,粵學驟盛。清末民初,廣東藏書蔚然成風,即其流風余韻。今人蘇精編《近代藏書三十家》(《傳記文學》叢刊之72,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),所錄江蘇11人,浙江8人,福建2人(其中鄭振铎生于浙江),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安徽各1人,而廣東有4人,位居第3。不過,就學術貢獻而言,學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觀。粱啓超雖然說清中葉後“江浙衰而粵轉盛”,但粵人治學足以“名家者無一焉”[7]。如“東塾弟子遍粵中,各得其一體,無甚傑出者。”[8]民初修《清史》,廣泛征求各省入儒林、文苑人選,廣東人承認“敝省著述自遠不及大江南北”,所舉“鄉評極確,列入儒林而無愧”的“笃行樸學之士”,不過5人,另附算學1人,加上附傳及入文宛者,總共提出8人,其中宋學家3人,兼采漢宋家1人,算學鄒伯奇還在可收可不收之列[9]。
        《清史稿》的編撰,取舍不當,疏失較多。就實際情形言,晚清嶺南影響較大的學者有二,一爲陳澧,一爲朱次琦,均主漢宋不分或漢宋兼采。兩人門下,各分兩支,“東塾弟子分爲二派,一派是陳慶笙、梁節庵輩,一派是廖澤群、陶春海輩,廖、陶頗不以陳、梁爲然。”[10]但論影響勢力,陳、梁無疑大于廖、陶。尤其是梁鼎芬,爲張之洞“最深倚重”,與李文田、沈曾植等“皆同時講學契友”[11],相繼被聘爲惠州豐湖、肇慶端溪、廣州廣雅、武漢兩湖、南京鍾山等書院山長,在湖北時還贊襄學務,幾乎等于其幕府中溝通士林的總管。光緒朝後期張之洞權傾一時,曆任兩廣、湖廣、兩江等要地總督,並入值軍機,又好結交名士,幕下網羅各種人才,頗有阮元再世之象。張私淑陳東塾[12],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,可謂張大學海堂影響的重要後天因素。東塾弟子不僅遍及粵中,其學風還遠被京師。直到1920年代,在華設專門研究室調查中國社會情況的日本學者今關壽麿,于所撰關于學術界狀況的書中,認爲北方舊學勢力最大的還是張之洞余風的陳澧一派[13]。
        至于朱九江一脈,雖然沒有官威作後台的顯赫,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界的影響卻比東塾門下有過之無不及。其弟子有名于時者,一是康有爲,作爲維新派的精神領袖和政治統帥,是一個曆史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標志。不過,康在學術上走了經今文學的路子,淵源不來自乃師。而    今文學在近代思想界的貢獻或影響雖然極大,學術上的疑古辨僞,卻是語多妖妄怪誕,得不到公認。民初馬良、章炳麟、梁啓超等仿法蘭西研究院發起函夏考文苑,議論人選名單時,“說近妖妄者不列,故簡去夏穗卿、廖季平、康長素,于壬秋亦不取其經說。”[14]一貫尊師重教的梁啓超也公然放棄師說。其二爲簡朝亮,他雖恪守師訓,卻頗得真傳,“艱苦笃實,卓然人師,注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,折衷漢宋精粹”[15]。1933年他與柯劭忞相繼辭世,學界有“一月之間,頓失南北兩大儒”[16]之說。尤其是再傳弟子鄧實、黃節,後來在上海主辦《政藝通報》和《國粹學報》,與江浙學人結合,一面輸入西學,一面複興古學,對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均有重大影響。鄧實晚年頗頹廢,黃節則長期任教于北京大學國文系。其一生學問志業,由簡啓發,“學簡齋(袁枚)爲當今第一手”,“而詩歌、書法皆冠絕時流”[17]。
        陳、朱二門,均以嶺南爲根據,另外京畿也有粵人以學術名于時者。道鹹以後,邊疆史地之學興盛,及至同光,擅長此學者有順德李文田等。李曆任蘇浙川等省主考,做過順天學政,官至禮部右侍郎,“直南齋最久”,弟子門生衆多。光緒初元,他與號稱京師士林“龍門”的工部尚書軍機潘祖蔭和“廚顧”國子監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爲莫逆[18],“學問淵博,自經史、詞章、天文、輿地、兵法及宋儒義理之學,以至占、筮、醫、相、青鳥之術,金石、碑帖、書籍、版本之源流,皆得其要。”[19]“精于碑版之學,覃研乙部,而于遼金元史尤洽孰,典章輿地,考索精詳”,且“耄而好學,獎掖後進”[20],在京師學界舉足輕重。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辦《國萃彙編》,成就雖不高,也形成一活躍小團體。
        入于民國,廣東人赴京求學者爲數不少,北京大學的廣東同學會,頗具聲色。“綜海內二十二省,合文理法工四分科,共五百余人,而廣東居全國六分之一,凡八十有六人”,不僅一時敢“稱全國最”,而且被認爲“自有大學以來,從四方至,執業肄習其間者,惟廣東人最多,亦最勤學。”[21]同時一批有志于學術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,北上問學,加上在政界、財界頗具影響的葉恭綽以及好詩詞鑒賞的粵籍世家譚祖任(譚瑩之孫)等人的支持和參與,1920至1930年代,相繼聚集京師的廣東學人形成氣候,不僅理工醫法商等西式學科人材輩出,中國文史之學亦不乏名家,如新學梁啓超,史學陳垣、張蔭麟、陳受頤,詩學黃節,古文字學容庚、商承祚,版本目錄學倫明,思想史容肇祖、以及嶄露頭角的後進羅香林等,以致內部再又分別。1933年陳垣致函容肇祖,贊以“粵中後起之秀,以東莞爲盛”,容複函則說:“新會之學,白沙之于理學,任公之于新學,先生之于樸學,皆足領袖群倫,爲時宗仰者。然白沙之學近拘,任公之學近淺,未若先生樸學沈實精密之不可移易也。”[22]他們在北京時與陳寅恪多有交往,所以陳推測岑仲勉爲粵人,便視爲南學將興的又一例證。盡管他真正引爲同調的還是陳垣。
        清代南學,本有二義,一爲國子監在學肄業者之機構[23],一爲地域上的南方之學術。江淮既是全國學術之淵薮,又是南學之代表。所謂“南通北不通”,大抵是江淮人士學術自負的表現。嶺南學術,淵源于江淮,後因其人來粵爲官任教經商,寄籍者衆,與之關系亦多。雖然有人說“陳東塾學出儀真而精純過之”[24],江淮學術正宗的看法未必盡然。唐文治受業于黃以周門下,請教漢宋兼采之儒當以何者爲最,黃答道:“王白田先生是已。”[25]據說陳澧“門下有名者最多”,如梁鼎芬輩,號稱“學問品行,博通正大”[26],以正學自任,但章炳麟還是目爲鄉願[27]。章氏指責“澧既善傅會,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;弟子稍尚記頌,以言談剿說取人”[28]。劉師培則說:“澧學溝通漢宋,以爲漢儒不廢義理,宋儒兼精考證,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合;究其意旨,仍與摭拾之學相同,然抉擇至精,便于學童”[29]。“惟(陳澧)學術既近于模棱,故從其學者,大抵以執中爲媚世;自清廷賜澧京卿銜,而其學益日顯”[30]。將東塾學派的祖師門生一概罵倒。
        戊戌前康有爲的今文經學大行其道,浙人呼籲“昌浙學之宗派,絕粵黨之流行”[31],視康有爲之說爲“南海僞學”。入于民國,江淮仍爲學術重心所在。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總會的橋川時雄所編《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》,收錄民元至1940年間在世、從事文化教育、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有名于時的人物共4600人,其中從事中國研究者多半仍産于江淮[32]。1948年首屆中研院院士中,浙江19人,江蘇15人,廣東8人,江西、湖北各7人,福建、湖南各6人,山東、河南、四川各3人,河北2人,安徽、陝西各1人,其余各省缺[33]。陳寅恪將江淮排除于南學之外,與通行所指不同。
        不過,陳所謂南學,當不限指嶺南,至少還應包括湖南。他與楊樹達交誼甚深,譽爲文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