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九江先生傳略

來源:轉載 發布時間:2014年03月12日 轉發至:

   

        朱次琦,字稚圭,廣東南海九江鄉人,世稱“九江先生”。朱次琦曾任山西襄陵縣知縣。不久就辭官歸故裏。回到九江後,立書院講學達二十余年,簡竹居、康有爲就是他的高足。他一生博學,治學嚴謹,主張“讀書務大義,勵志聖賢,由體達學”,他對學生非常嚴格,常對其學生說:“處子耿介,守身如玉,谷暗蘭薰,芳菲自遠。”聞者都非常感佩。廣東學海堂曾聘他爲學長,他沒有答應。但學海堂仍虛位以待,並爲他刻印著作。
  朱次琦生平著述豐富,對文史很有研究。重要著作《國朝名臣言行錄》、《國朝逸民傳》、《性學源流》、《宋遼金元明五史征實錄》等,詩集有《是汝師齋遺詩》一卷。可惜這些著作在晚年被焚,流傳下來的是他的學生簡竹居爲老師編撰的《朱九江先生年譜》,輯《朱九江先生集》十卷。並著有《朱九江先生講學記》。
  朱九江的四種人生角色
  從政 喜歡微服私訪的七品“大青天”
  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,朱次琦第二次參加會試,得中進士,兩年後,他被朝廷派往山西。他在山西爲官7年,曾任襄陵知縣等職。
  在襄陵河東地方的傳統習俗中,認爲狼是神物,不能擊殺,否則會受到報複,于是惡狼越來越多,因此爲患。朱次琦以重金招募獵戶殺狼,但竟然一只也沒捉到。朱次琦冒著嚴寒,親自到當地人因狼患而拜祭的西山神祠發布檄文,規定神靈在10日之內要鏟除狼患。朱次琦的行動,消除了當地人的顧慮,擊殺了大批惡狼,爲禍多年的狼患終于被消除了。
  朱次琦改革縣官辦案制度,廢除不必要的禮儀,如果百姓有什麽事情要辦理,隨時可以在門口擊鼓,不論早上還是晚上,朱次琦一聽到鼓聲就開始坐堂處理民事。他還選用熟習當地方言的仆役,使不識字不會寫訴狀的百姓也能夠有機會來告狀。朱次琦還經常深入民間,出行巡視,微服私訪,不設儀仗,只帶兩個小隨從,一個老仆人,他們隨身帶著筆劄和衣糧,盡量不去煩擾老百姓。朱次琦平易近人,和藹可親,百姓們不分老幼,與他親如一家。有時候,朱次琦在半路上碰到投訴者,就向人家借來一張木椅,坐在道路旁細聽申訴,然後酌情處理。
  朱次琦擔任縣令的襄陵縣,土地肥沃,有“金襄陵”之稱,以往的知縣大多索取無度,僅僅以慶壽爲名,就可以收取一千兩黃金。但朱次琦不但自己不收謝禮,而且還嚴禁下屬收受賄賂。他的生活非常簡單,每天只吃一些青菜和一小片肉。
  爲官7年,朱次琦不懼權貴,爲民請命,清正廉明,兩袖清風。他南歸廣東時,因盤纏不夠,在江西典當了皮衣才能夠越過南嶺。在襄陵當縣官的190天內,朱次琦因爲耿直而得罪了權貴,不得不離任而去時,全縣父老聯名投書當局,請求留任朱次琦。朱次琦離去的當天,襄陵縣的老百姓都走出家門,攔住他的馬頭苦苦挽留,從縣城到郡城不過30裏,卻走了兩晝夜。朱次琦離去後,縣中的百姓把他列入祠堂,並刻石像于縣學的“教一亭”,以此來寄托對朱次琦的懷念。
  立言 憤怒出詩人
  朱次琦21歲那年,有感于新疆的江格爾在南疆進行叛亂活動,曾寫了一首詩:“敢從烽爲戲,須明國有權,整疆光舊物,不疑勒燕然”,譴責了分裂國家主權的行爲。在鴉片戰爭期間,他寫下了“賣國通番賊,天津起禍胎,遠近炮如雷,江海含冤氣,烽煙逐劫灰,樓船諸將帥,何日得生回。”他以詩寄情,關切百姓和軍士的命運。
  光緒元年(1875年),英國軍官柏郎率領的武裝“探路隊”約200人,由緬甸入侵雲南,英國駐北京使館派馬嘉理前去迎接,並帶隊入雲南。當地人民憤起反抗侵略,並擊斃行凶殺人的馬嘉理,英軍被迫退回緬甸,這就是所謂的“馬嘉理案”。次年,清政府派李鴻章與英國訂立《煙台條約》。
  朱次琦對此事十分憤慨,他在一封書信中怒斥了賣國行爲,流露出對國家命運的憂慮。朱次琦在年紀老邁、疾病纏身之時,還表示:國家“不幸有事,吾當力疾而起,親閱海疆,參劃防守,以此老病之身爲國效命耳”(《南海縣續志》卷十四·列傳)。

  講學 帶出一個康有爲足矣
  朱九江三十三歲時,與伯兄弟一同參加秋季鄉試,時人稱之爲:“南海明珠,同時入貢矣。”可見先生的才學人品,學高人之師,身正人之範,這是他從教的資本。
  朱次琦回到九江後,立書院講學,一生從事教學活動,他治學嚴謹,教學嚴格。在長期教學生涯中爲廣東培養出不少人才,簡竹居、康有爲等就是他的高足。廣東學海堂曾聘他爲學長,他沒有答應。但學海堂仍虛位以待,並爲他刻印著作。
  朱次琦誨人不倦,培養出許多有成就的學生,康有爲就是最有名的一個。光緒二年(1876年),康有爲在廣州參加鄉試落榜,祖父康贊修把他送到南海九江禮山草堂,拜大儒朱次琦爲師。
  康有爲初到禮山草堂,次琦就以《五代史史裁論》爲題,考他的學識根底。有爲模仿《史通》的體裁,博引群書,加以議論,一口氣寫了二十多頁,受到九江先生的稱贊。在禮山草堂,有爲天未亮就起床學習,直至深夜才睡覺。他主要閱讀儒家的書籍以及經說、史學、掌故、詞章等,每天讀書的厚度以寸計,有時一天讀十幾本書。他常與禮山草堂的高才生簡朝亮、胡景棠等討論學術,互相啓發。
  康有爲在禮山草堂學習,攻讀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、《楚辭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、《杜詩》以及天文、地理、算術、樂律等書籍,隨時向九江先生請教。有一次,他閉目伏在案上,案頭倒放著一卷《三國志》,被九江先生發現,九江先生用指頭敲擊書案,幽默地批評說:“你在閉目倒看《三國志》嗎?”有爲霍地起立回答:“是!”接著把那倒放翻開的兩頁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。
  有爲善于獨立思考,不盲從師長,不迷信權威。有一次,九江先生帶領弟子過西江瞻仰蘇東坡當年南貶谪遇風泊舟處的古迹,惟獨有爲不願同往。同學問他,他說:“逆流之舟,何用瞻仰?我要看的是王荊公的改制台。”表明他敬佩王安石變法的勇氣。同學們認爲他執拗,送給他“拗康”的綽號。
  九江先生非常推崇韓愈的文章,尤其是他的代表作《原道》。有爲研究諸子學說以後,認爲韓愈道術淺薄,不值得推崇,向九江先生陳述自己的看法。同學們看到康有爲竟膽敢批評唐代大文豪韓愈,提出與老師相反的意見,都責備他太狂妄,譏他爲”狂生”。
  康有爲在禮山草堂3年,在朱九江先生的指導下,系統地學習中國的曆史、哲學、文學,受到很大的教益,然而,他試圖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,還沒有找到答案。光緒四年(1878年)冬,有爲辭別九江先生,返回蘇村,上西樵山學習、思考,繼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。離開禮山草堂後,他對九江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和懷念。光緒八年(1882年),朱九江與世長辭,有爲執弟子之禮奔喪,以後常去掃墓。光緒三十四年(1908年),有爲撰寫《朱九江先生佚文序》,文中寫道:“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,未之有比也”,盛贊朱九江先生的德才。

  治學 康有爲譽先生爲“二百年來大賢巨儒”
  朱次琦是清代著名學者,他的學術思想以宋代的程朱理學爲根本,尤其推崇朱熹,但在時代的刺激下,他在學術的某些方面又與明清之際的顧炎武、黃宗曦相似,特別注重氣節,主張濟人經世,不爲無用之空談。
  他論學貫穿古今,一掃漢宋的門戶之見而歸宗于孔子,他反對脫離實際的學問,反對埋頭于科舉和八股,認爲那些脫離現實的純粹考古學沒有用處。他特別強調“經世致用”,說“讀書者何也?讀書以明理、明理以處事。先以自治其身心,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”(《朱九江先生年譜》),並指出:學習儒學經典與曆史都是爲了指導現實的行動,如果學了不用,並不是真正學懂了,因而治經治史都不可以偏廢。
  鹹豐五年(1855年)朱次琦南歸後,一直在家鄉的禮山下講學,有“士大夫歸教州裏之風”。他開設了經學、史學、掌故、性理、詞章等課程,要求學生熟悉儒家經典,有關的曆史和典章制度,掌握朱明理學的精髓,並能夠運用文學手段去表達自己治學處世的意見。
  對于學生,朱次琦提出了四條治學標准:誠心、謹慎、克己、力行。
  朱次琦生平著述豐富,對文史頗有研究。重要著作有《國朝名臣言行錄》、《國朝逸民傳》、《性學源流》、《宋遼金元明五史征實錄》等,詩集有《是汝師齋遺詩》一卷。可惜這些著作在他臨終前,被一把火燒得幹幹淨淨,現在流傳下來的是他的學生簡竹居爲老師編撰的《朱九江先生年譜》,另輯有《朱九江先生集》十卷,並著《朱九江先生講學記》。

  尋訪之旅
  一方水土哺育一方聖賢,人傑則地靈 
  朱九江先生的紀念堂坐落在南海九江中學校園內,記者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,登錄車迷網請教高人指路,一位網友的指點真的是很詳細啊,連高速路口的四只大象這種標志都被他描述出來了。
  我們終于在中午的時候順利地找到了九江中學,九江鎮又小又破,但九江中學真的很漂亮,而且名氣很大,在路邊隨便問一個人都知道九江中學在哪裏。在中國曆史上,朱九江的學生康有爲比他有名,但在九江鎮,朱九江絕對比康有爲有名。也難怪,一塊土地要多少年,才能孕育出一個文化名人啊。
  據記載,朱先生當年辭官退隱家鄉後,在九江的威望很高,但